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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算一个合格的中职毕业生

最近看了许多与学生毕业相关的新闻报道及评论, 觉得有许多观点和做法需要通过深入讨论来理清思路、明辨是非、指导实践。引发社会反响较大的是浙江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创业学院副院长庞海松因为鼓励学生在校创业而成为“网红”。

据浙江在线报道, 2018年高校招生前夕, 这位副院长喊话高考考生:“创业3年当老板, 让那些考得比你好的同学为你打工。”他表示, 在学生的创业路上, 该校的政策非常给力———政策推出之前, 有一个学生因为创业, 7门课不及格, 到最后学校研究让他如期毕业, 还推荐其为浙江省优秀毕业生。

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2018年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 要推进“四个回归”, 把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教育要回归常识, 要围绕学生刻苦读书来办教育, 引导学生求真学问、练真本领。对大学生要合理“增负”, 真正把内涵建设、质量提升体现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成果上。

相信许多读者一定还记得, 2017年7月《人民日报》、共青团中央公众号等刊发过一篇文章《沉睡中的大学生:你不失业, 天理难容!》。文中形象描述了当今许多大学生的生活状态:

上课时, 清醒的没有发呆的多, 发呆的没有睡觉的多, 睡觉的没有玩手机的多;

下课时, 自修的没有吃零食的多, 吃零食的没有看连续剧的多, 看连续剧的没有玩游戏的多。

考试时, 不给范围就不会考试, 给了范围也只是复印同学准备的答案。

对待专业学习, 学技术不肯动手, 学理论不肯动脑。修完了“计算机基础”, 但真实水平却连个PPT都做不好。修了两年英语, 却连与外国人日常对话都发怵。修过“阅读与写作”, 但读的只是手机, 写的只是微信, 连写篇短文都语焉不详、语句不通。

实习要让父母开假证明, 评先进要让父母找关系, 补办证书要父母跑学校。图书馆里看不到人影, 运动场上没有身影, 公益场更是从不出现。

教育部部长公开要求对大学生合理“增负”, 足见眼下大学生的学习状态已经引起教育部的高度重视。

毋庸讳言, 上述情形只是当前部分本科生学习与生活的一个缩影, 而要说高职院校的学生状况, 则更会让人无法面对。类似上文提到的浙江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这个学生7门功课不及格的状况, 在许多高职院校都已非常普遍、见怪不怪。

如果不是任课教师考前“画重点”, 如果不是教师们改卷“放一马”, 如果不是教务处审核毕业时“手下留情”, 许多学生或许根本不可能毕业, 有些学生就是补考N次也未必能够过关。

身处高职院校管理岗位, 笔者常被讨论学生“能否毕业”所困扰, 也常与高职院校的同行一起探讨学生毕业率的“控制”问题。在常人看来, 学生“合格就毕业, 不合格就不能毕业”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 但在现实生活中, 这个“常规”却往往很难执行, 让人进退维谷。

在许多高职院校, 面对平均40多门 (次) 的课程学习, 挂科2~3门的学生约占30%, 5门以上不及格的学生, 多数学校都会超过两三百人, 甚至达到四五百人, 如果真要动真碰硬“卡”着这些学生不让毕业, 学校将面临巨大的压力。

虽然人人都知道只有严格管理才能敦促学生平时认真学习, 但在高职院校普遍面临生源危机的当下, 学校“死心眼”地“卡”着学生不让其毕业的风险不言自明。

反之, 如果学校平时放任学生挂科不管, 临到毕业又对挂科学生网开一面, 将导致学风日下, 教风疲沓。同时, 如果先前挂科的学生没有受到应有的惩戒, 后来的学弟学妹便会从学哥学姐的“经验”中找到“捷径”, 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为了做到两全齐美, 许多学校便通过毕业前领导开会“研究”, 来有意识地“酌情控制”每一年的毕业率, 做到既能让数字好看, 较好回应社会关切, 又能对后进学生起到相应的警示作用。

然而, 这毕业率究竟如何“控制”才算科学合理, 倒是一个学问很深的话题。以上述浙江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做法为例, 一个挂科7门的学生, 不仅能够如期毕业, 还被推荐为浙江省优秀毕业生, 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网友们的热议, 这该算是管理创新还是权力任性?

学校研究、领导共同决策就可以不受制度的约束?这样的例子在许多高职院校屡见不鲜, 有的甚至逐步衍化为少数学校领导、教师以权谋私的一种方式。

显然, 如此人为地“酌情”控制毕业率的做法并不科学, 既起不到针对学生严肃校纪的作用, 又让学校管理丧失了底线。学生一旦知道毕业可以变通, 挂科可以消除, 必然会想方设法效仿社会潜规则而走歪门邪道, 这不仅不是正道育人, 反而有变相教唆之嫌。

笔者认为, 虽然严管确实会面临很多现实难题, 但放纵一定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灾难性后果, 使职教办学步入越放越次、越放越乱的怪圈。因此, 在招生环节已经非常“宽容”的大环境下, 对职业院校强化质量管理, 实行“宽进严出”, 将是拯救职教滑坡的治本之举。

问题的关键在于, “严出”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仅仅是降低及格标准 (有些学校是用学生实考成绩“开根号再乘十”的办法变相提高分数) , 以让更多的挂科学生能够顺利过关, 这显然是自欺欺人的被动应对, 仍然会滋生学生“懒学”“厌学”的惰性。

事实上, 从公平客观的角度分析, 现实中许多学生之所以挂科, 其主要责任自然在于他们主观不努力、学习不刻苦, 但也不排除与评价标准不够科学、考核强制一刀切有一定的关系。

试想, 职业院校的生源质量偏低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我们仍以普教学生考文化课的标准来衡量职业院校的学生, 多门挂科也便不可避免、不足为奇;同时, 如今职业院校的生源越来越“多元”, 学生们的入学基础参差不齐, 如果我们仍然沿用一成不变的内容去教育他们, 用整齐划一的尺子去测量他们, 他们怎么可能不挂科?

多元智能理论告诉我们, 不同的学生个体在学习能力上存在较大差异,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智能组合和发展速度, 因此, 我们不仅应当针对不同的学生制定不同的检测标准, 而且还可以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制定不同的毕业标准, 只要学生入学以后能够在原有基础上获得学校规定的学习增量, 我们就可以认定该生已经具备毕业资格。

这种评价改革的创新之处在于, 学生毕业离校的实际水准可能各不相同, 但受益增量却是严格掌控的, 这种强制既可以保证学生能够通过3年的学习收获满满的获得感, 又能净化教风学风校风, 进而将职教办学带上良性发展之路。

面对学生的毕业问题, 高职院校如此, 生源基础与教学管理都明显次于高职的中职学校, 又该如何呢?这一现实问题值得深思!不管是“皇帝的新装”, 还是“掩耳盗铃”, 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 且后患无穷, 我们必须下狠劲、想实招进行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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